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广泛地代表了已在欧洲发展的国际关系领域。自1995年创刊以来，该杂志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重要而独立的声音。它以其欧洲起源为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国际关系界最佳成果的缩影，包括前沿的理论辩论、当代和过去的学术热点以及理论丰富的实证分析。
核武化与去民主化：安全、保密与法国核武器发展的追求（1945–1974）
作者：Justin Rosenberg，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荣誉教授。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国际理论中“社会多重性”（Societal Multiplicity）概念的一个主要缺陷，即其缺乏对“何谓社会”的明确界定。文章通过四个步骤填补这一空缺。首先，回顾关于“社会”定义的若干难题，并指出这一些难题部分源于社会理论与国际理论的历史性分离。其次，文章结合这两大理论传统的资源，提出以下论点：(a) 社会多重性反映了人类群体在政治上的特定分隔方式；(b) 这种分隔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源于政治作为社会生活特征之一所具有的向心属性；(c) 一个独立的“社会”最佳的定义方式，是将其视为这种多重性中的一个单位，即一个既是全球社会的地理政治学分支、又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社会形态。第三，文章针对一系列可能的批评加以辩护，包括该定义过于宽泛、物化了国家、具有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抑制了历史多样性等质疑。最后，文章将这一定义纳入“社会多重性”概念框架之中，以检验其在国际关系及更广泛领域内的适用性，并探讨其对填补原始概念中定义空缺的影响及后果。
摘要：人性“消极”观通常被视为经典现实主义方法的核心假设。这一颇具争议的观点或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前科学阶段的形而上学概念，或被批判为一种危险的自我应验式预言。尽管这种对人性的黑暗描绘引发了激烈批评，本文认为仍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观点。本研究试图为人性“消极”观提供一种辩护，但并非基于对人类皆为危险个体的信念，而是出于纯粹的政治考量。许多旨在维护自由、独立、国内与国际多元主义，并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从而形成支配性统治的重要机制，恰恰建立在人性存在问题性和潜在危险性的认知之上，并依赖制度和政治措施对个体行为加以约束。本文进一步指出，将人类视为危险存在的观念，并非政治现实主义的“专属财产”，而是洛克、孟德斯鸠和康德等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共同持有的观点。这或许是历史的一大讽刺：一种以捍卫自由与个人权利为旗帜的政治哲学，其理论基础竟建立在个体可能成为受贪婪与权力欲驱使的危险霸凌者的假设之上。
作者：David Jason Karp，萨塞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种后黑格尔的人权社会与政治理论。为此，文章超越了黑格尔哲学遗产中的两个关键方面：其承认理论以及其关于权利嵌入于国家之内的观点。国际关系研究（IR）常常误解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将其视为仅适用于国家行为所构成的公共世界。然而，黑格尔实际上认为，承认发生于社会世界之前，而非其中。因此，本文论证了为何黑格尔对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的分析，为当代国际实践的理论化提供了更为富有成效的起点。本文运用黑格尔式的“伦理生活”社会本体论，并结合后黑格尔主义对国家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提出人权应被理解为一个独立的行动领域，其中个体和集体的能动性得以体现，而非一种依附于主权与国家的实践。基于此分析，本文得出若干关于人权本体论与认识论的重要结论。人权实践不仅创造了行动和义务的形式，还促成了集体（而非仅仅个体）行动；它要求谦逊，而非傲慢；此外，它引发了关于行动者如何在外部与内部视角之间架起桥梁，以评估其实践所要求的行动之讨论。本文通过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批判性探索与重新诠释，纠正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依赖其晚期更具国家主义色彩的著作来界定伦理基础的倾向。
摘要：战争是如何以及何时被理解为一门“科学”的——一种能够最终靠定量计算和测量推导出普遍法则的学科？本文查阅了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作战研究办公室（Operations Research Office, ORO）的档案，提出种族战争如何塑造并生产了一种关于战争的科技—科学“真理”。这一科技—科学“真理”不仅推动战争演变为愈发残酷的帝国与种族暴力形式，同时也将这种暴力自然化、正当化为战争本质的一部分。科技—科学战争塑造了一个种族化的敌人：数量占优的亚洲者采用人海战术发动进攻，由于亚洲文化被认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因此甘愿牺牲士兵。然而，这些看似非理性的战术依然能够最终靠定量分析加以预测。种族秩序塑造了科技—科学战争：战斗被建构为通过优化和管理白人种族在科技—科学方面的优越能力，以克服亚洲“暴民”的威胁并确保胜利的过程。ORO 将朝鲜视为未来战争的“实验室”，通过步兵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技术手册，构建并生产了这些种族化战争观念。
作者：Gordon M. Friedrichs，德国海德堡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公法与国际法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Jule Somme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欧洲与国际公共政策硕士研究生。
摘要：2022年俄乌战争对欧盟（EU）的角色认知施加了巨大压力，挑战了其作为规范性力量和文职权力的自我认知。本文采用本体安全理论的视角，探讨此次战争对欧盟角色认知的影响。我们区分了本体性不安全与本体性危机，并阐明欧盟在面对严重冲击、导致其自我形象与社会角色之间联系断裂时的应对方式。基于角色理论，本文分析此次战争如何促使欧盟重新审视其角色认知，并将角色变迁归纳为调整、适应、创新和放弃四种主要类型，探讨这些变化在欧盟角色体系内不一样的角色之间的具体差异。通过对欧盟官方文件的定性与定量内容分析，我们实证研究了欧盟在战争前后角色认知的变化。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深化角色理论在国际组织（IO）研究中的应用，弥合外交政策分析与国际组织研究之间的理论鸿沟。此外，我们还推进了研究角色变迁的方法论，提供了关于地理政治学危机背景下外部事件、制度认同建构与本体安全之间复杂互动的深入见解。
摘要：革命是深刻的国际现象，塑造了世界历史发展、国际秩序与政治现代性。近年来的学术研究聚焦于革命宪制政治对世界事务的影响、解放伦理以及革命者的战略能动性，同时对阿拉伯之春后底层群体自我解放的前景表示担忧。本文研究了缅甸的Nwe Oo（春天）革命（2021年至今），这一革命发生在缅甸两次先后失败的“谈判型”和“消极型”革命之后，缅甸革命者从中汲取经验并加以超越。与消极革命的自上而下特征及谈判型革命的主要和平过渡模式不同，他们为自决权展开的非凡斗争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革命模式、主权概念及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非暴力规范。本文认为，Nwe Oo革命承载着“救赎”与完成缅甸及全世界内未竟革命的希望，甚至有可能重新定义主权规范本身，即主权最终植根于一个共同体自主决定自身政治形式的构成性权力。因此，本文将其称为“救赎式革命”，以强调其独特性及世界历史意义。缅甸人民通过这场革命向世界传递了几个关键启示：群众集体行动的巨大潜力，统治阶级的权力并非不可逾越，自由的根基往往建立在暴力之上。这场革命是人类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为社会自由和政治解放而战，而国际社会的首要回应应是团结，而非不干涉。
摘要：事实上的国家或分离地区对外部庇护国的依赖性已广为人知，但关于这些等级关系的具体动态，尤其是对附庸方的能动性缺乏深入研究。本文通过对两个处于危机状态的庇护—附庸关系的比较研究，探讨在与庇护国发生冲突时，较弱的附庸方怎么样应对。基于原始数据，包括档案资料和访谈数据，本文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分析了《代顿和平协议》签署后塞尔维亚与斯普斯卡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以及2020年战争后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的关系。这种“失衡”状态为分析庇护—附庸关系的潜在机制提供了契机。在这两个案例中，危机导致了附庸方对庇护国的深度不信任，但事实上的国家仍无法完全断绝与庇护国的联系。这种困境源于缺乏可靠的替代支持者、对庇护国的持续依赖以及强有力的族裔民族主义叙事。非承认状态进一步削弱了附庸方的地位，但本文仍识别出明显的附庸能动性：附庸方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并通过阻挠策略或诉诸庇护国国内势力向其施压。最终，这些关系被重新调整，等级性有所减弱。本文深化了对庇护—附庸关系的理解，特别是涉及非主权实体的情境，即便庇护国仍就保持事实上的垄断性影响。此外，本文通过构建庇护—附庸关系危机的分类框架，以及附庸方争取自主性的策略类型，结合实证案例分析附庸能动性及其受限因素，并展示了即便是国际体系中最弱势的行动者仍可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核武化与去民主化：安全、保密与法国核武器发展的追求（1945–1974）
摘要：国家在获得核武器后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本文探讨了核武器获取对民主国家的影响。文章认为，核武器的获取应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变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行为体调整现有制度，以应对核武器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核武化”过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核保密机制的建立，这源于决策者试图掌控他们都以为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然而，决策者可能并不确切知道哪些信息必须被隐瞒。然而，由于核政策的最终风险极高，他们倾向于采取最谨慎的做法，不愿冒险。核保密机制对民主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它可能排除部分决策主体，使公众没有办法获得完整信息，并可能被决策者滥用，以摆脱民主监督的约束。因此，核保密机制会削弱国家内部的公共咨询水平，导致民主的倒退。借用查尔斯·蒂利的概念，在核武化过程中，国家也经历了一种“去民主化”的转变。为论证这一观点，本文考察了1945年至1974年间法国的核保密机制。基于原始档案资料的分析，文章追溯了法国核保密制度的起源，揭示其与安全考量之间的关系，并说明这一发展如何最终降低了法国公共咨询的水平，推动了某种形式的去民主化进程。
作者：Matthias Hofferberth，得克萨斯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政治学与地理学系的副教授。
摘要：长期以来，全球治理研究认为，跨国企业（MNEs）在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它们应被视为全球治理者。然而，它们的介入是否真正改善了治理，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跨国企业通常被视为特殊实体，既追求私人利益，又需兼顾更广泛的公共期望。本文提出，若对“危机”概念进行充分理论化，它将为这一讨论提供新的视角。为此，本文借鉴美国实用主义的思想，将危机定义为既是行为体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是研究者观察和分析信念表达的一种视角。在这一双重定义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危机的类型学，并分析不一样的危机怎么样影响跨国企业的角色及其应对方式。为说明危机作为分析视角的概念潜力，本文考察了壳牌和埃克森美孚在俄乌战争后的反应。作为一种外生且突发的危机，本文探讨了这两家企业的应对是否体现出对新企业责任的更广泛接受或拒绝。通过对其决策过程的深入重构，本文得出结论：两家公司均未能有效解决这一危机。具体而言，壳牌仍然不愿主动应对，而埃克森美孚则完全拒绝介入，这种态度上的模糊性依然存在。本文在更广泛的世界政治背景下讨论了跨国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并在文章结尾强调了重新概念化这些行为体的潜力与必要性。
译者：束任翔，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研究兴趣为欧洲地区。
本文源于《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JIR） Vol. 31, No. 1, 2025，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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